王尧：生活在此岸，记忆在别处

王尧

文｜王子扬 陈曦

读品：您曾提及这本《纸上的生活》是“迄今为止最自由、最斑斓的一本书”。但“自由”对散文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这本书里面鲜见线性结构，这种跳跃是您有意为之的结构策略，还是某种更本能的写作状态的自然流露？在“自由”与“失控”之间，您的边界在哪里？

王尧：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纸上的生活》可以说落实了我自己的主张。我对自己不同阶段的散文写作有大致的考虑，我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被相当程度格式化的散文写作秩序束缚，所以“自由”的散文写作是一种理念、一种向往、一种实践。到了这个年纪，也有些写作经验，相对自由自在了。纸上与生活，便包含了我对散文的“真实”“自由”“边界”的理解。生活一旦落在纸上，便如一滴墨汁会漫漶，但笔要收住。集中诸篇，点是真实的，生发出来的面几乎是我想象的展开。想象是我写作的推动力，诸多人事场景在我的想象中出现了，它改变了文本的结构和层次，它们统一于我的思想生活。

《纸上的生活》

王尧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6-05

读品：您谈到，一篇文章如果找不到自己的语感，自己就不会写下去。这让我好奇，语感对您而言是一种可以描述的东西吗？在《纸上的生活》这十几篇专栏文章中，每一篇的语感是统一的，还是因篇而异？您在动笔之前，通常要花多长时间“找到”那篇文章的语感？

王尧：无论是写论文还是写散文小说，我觉得语感很重要。语感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是语言直觉，也是调适声音、意义、节奏的过程，写作者需要找到自己的语法。我在写作之前，通常会冥想，打腹稿，寻找特定语言环境中的旋律，也可以说不断明晰文字的调性。落在纸上的文字，是内心的旋律。这一过程我说不清楚。最终常常是想到了比较满意的开头第一句话，再顺着写下去。接下来的问题是，你要让自己的笔力保持到最后，不能衰竭。语感当然因文而已，但在相对集中写一个专栏时，这组文章可能会有总体特点。

读品：序言提到，您近二十年前有个专栏叫“纸上的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到“生活”，这个命名的转换背后，是否也意味着您对自己写作重心的某种调整？《纸上的生活》里写母亲、写故乡、写未名河和《拔根芦柴花》——这些似乎是更私人、更“非知识分子”的题材。这是不是您有意从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回到个人的、日常的经验世界？

王尧：这个世纪初，我在《南方周末》写了一年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结集出版时改名为《脱下文化的外套》，这个书名似乎把“知识分子”下放到日常生活中去了。“纸上的知识分子”相对集中写了知识分子。我的写作“重心”并没有转移，写作的路径发生了变化，我把“知识分子”和“生活”交织在一起了。我仍然坚持内在于专业的公共言说，比如学术论文和学术随笔，《纸上的生活》也穿插了我的一些思索。知识分子在纸上的生活中仍然是主角，但不是唯一的主角。《纸上的生活》是“知识分子”对“生活”的想象。“生活”在我的笔下是驳杂的，世俗生活之外，还有我说的“思想生活”，思想生活连接了更广泛的人与事物以及可能发生的故事。

读品：母亲是您散文中反复出现的人物，而这篇似乎触及了某种情感的临界点。您写这篇文章时，是什么状态？写完到现在，自己还会回头去读它吗？散文在面对母亲这样的至亲时，很多人会觉得“近乡情怯”——离得越近反而越不知道如何下笔。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尧：我母亲是在2021年重阳节凌晨突发心梗去世的，我毫无思想准备，直到现在我心理上还不能适应没有母亲的生活。上个月，我父亲去世了，我现在成了没有父母的人。在生活困难的那些年，父母含辛茹苦拉扯大我们兄弟仨，变卖并不多余的家产，四处借钱，供我们兄弟仨读完大学。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成长中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故事。我母亲念过小学，但她的情怀、智慧和识见，在许多方面都超过我们这些受过多年教育的人，母亲教会了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写了那篇怀念她的散文。在和母亲作最后告别时，我说，你在天堂如果不开心，就托梦给我。这几年我只梦到母亲一次，她在村口和乡亲们谈笑风生，没有和我说话。无论我们是否写作，生离死别是我们生命过程中的一部分。我愿意走进埋葬了我父母的村庄，给往昔的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

读品：评论家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自恋”，来形容您散文中那种强烈的个人气息和诗意张扬。一位长期从事理性批判的学者，如何说服自己接纳甚至纵容写作中这种必要的“自恋”？

王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自恋的人，也许是。如果是，那想在写作中珍惜和表达我个人鲜活和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学术研究中，个人经验是理解他者文本的基础之一，但学术论著似乎不宜表达过多的个人经验。“自恋”和“自省”我的一体两面，我在散文写作中没有忘记对自我经验的检讨。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不能放大自己，缩小世界。

读品：或者更进一步说，您写过《中国当代散文史》，研究散文的文类演变和困境，那么作为写散文的实践者，您必然是有“文类自觉”的，所以很希望听您谈谈，当代散文的困境是什么？您的写作试图回应什么？

王尧：我早年研究散文，出版过《中国当代散文史》《询问美文》《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等，对散文体制有所了解，自由、灵活、包容是散文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却因为各种原因也被压抑。近两年，我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研究“文章学”传统与现代散文发展的，我的核心观念是要重视广阔、深厚、包容的“文章传统”对现代散文的影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道：我研究了几十年散文，但我现在越来越说不清散文是什么。在许多关于散文的定义和艺术观之外，我希望自己的散文：有结构世界的能力，有和万物对话的能力，有再造汉语的能力，有文体交融的能力。我知道这只是梦想，是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的一部分，我乐此不疲。我所说的这些“希望”，就是我克服困境的努力方向。我警惕“个人”在散文中的枯萎和消失，我又担心“个人”找不到自己的语言。

读品：您做了几十年学者，上世纪80年代写散文，到60岁出版长篇小说《民谣》，之后又接连写出《桃花坞》。您觉得自己在60岁前后进入小说写作的状态，和生命阶段有关吗？您曾说写作是“重新活过、重新开始人生”的方式——是否到了人生某个阶段，这种“重新过一次”的愿望变得更迫切了？

王尧：确实，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生命的沧桑感会加重，会想到死亡。创作小说，与我的年纪没有关系，二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写小说，直到2020年5月才定稿《民谣》。写长篇小说很需要体力和精力，如果能够在年轻时写当然更好。可能我的艺术准备还不充分，也就拖到60岁才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广义上，我是一个职业读书人和写作者，阅读和写作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我时常认为自己活在写作中，自己的文字有没有生命力，我并没有那么自信。但我知道，无论是写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我重新过了一次。每一次写作，特别是写长篇小说，我都觉得是重新开始人生。

读品：听说您最初拟定的书名是“我是五月的孩子”，源自您生命中的三个“五月”——出生的五月、少年时期经历的红色五月，以及上大学时常说的回到“五四”。前两个五月，一个是被抛进去的，一个是被卷进去的。但第三个“五四”的五月，是您自己走进去的。我想问的是，当您用“我是五月的孩子”来命名自己时——您是在认领这几种命运，或者在用写作重新整理它们？

王尧：不管我认领不认领，我是被这三个“五月”塑造的。当我这样命名时，我是在整理它们，也是在整理自己。这个过程，剪不断，理还乱。我想知道自己的来龙去脉，就得去整理，但困惑不时产生，这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

读品：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关于“五月的孩子”。这本书里您写父亲已经不太认得人了，但记得您的生日，说“你是五月生的”。然后您写了一句：“父亲觉得妈妈还活着。真好，我还是五月的孩子。”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当父亲逐渐失去对世界的辨认，当母亲已经不在了，“五月的孩子”这个身份，好像是唯一不需要被证明，也不会被遗忘的东西了。我想知道，您写下“真好”那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滋味？

王尧：这一两年，我父亲有时糊涂，他经常问我：你妈妈去哪里了，怎么还不回来？在父亲心中，母亲还活着。清醒的时候，说到母亲，父亲会流泪。当我说“真好”时，我悲欣交集。我父亲停止呼吸时，他手上还有热汗，他挣扎过，他把热汗留给了我，安详地去见我的母亲了。无论是他们的生前还是身后，那个“五月的孩子”都在用他们教过的字在写作。

本文原刊于《现代快报》2026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