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文学中的独特风景

王蒙、周大新、毕飞宇等茅奖作家谈获奖作品——

发现文学中的独特风景

　　2019年3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启动。近期评奖结果即将揭晓，茅奖再次成为读者、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

　　1981年3月14日，病中的中国作协主席茅盾致信作协书记处，捐献出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的基金，以此鼓励和表彰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创作。截至目前，茅盾文学奖已经评了9届，共推选出43部优秀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1998年起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收入该社出版的获奖作品。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编辑出版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2017年和2019年，又推出新版精装版和平装版，以满足读者阅读、收藏的需求。从今年7月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与SKP RENDEZ-VOUS书店联合策划推出了茅奖作家沙龙系列，邀请茅奖作家与读者进行交流。至今已陆续邀请王蒙、周大新、毕飞宇等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王蒙：风景这边独好

　　“对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习惯、不同生活方式，我都非常有兴趣。”茅奖作家沙龙系列，85岁的王蒙先生第一个开讲，以幽默、智慧的语言分享了他写作中不一样的风景。王蒙介绍，于2015年获第九届茅奖的作品《这边风景》里所有的对话都是先用维吾尔语构思，然后翻译成汉语。

　　“文革”当中写作《这边风景》，王蒙也写了阶级斗争、人民公社，可是到了1978年下半年再看，王蒙就觉得小说中那些人物不怎么合乎时宜，就把它放下了。1979年，王蒙搬到北京前三门，两间房，一间14平方米，一间9平方米，门框上面有一个顶柜，《这边风景》的稿子就放在那里，从1979年一直放到2012年。后来很偶然地发现了它，王蒙觉得这个稿子也还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因为我在新疆时，和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的农民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我可以讲得很好，自认为比维吾尔族人讲得还好。‘文革’整天背诵，我就天天读维吾尔语。我这样讲了一阵后，房东过来敲窗，问你有收音机吗？他说收音机里念得可真好。我说那不是收音机，那是我念的。”

　　对于自己获得茅奖的这部作品，王蒙先生这样评价：“《这边风景》记录了我39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就像一条鱼的中段，那个时候的我是多么有理想，多么真诚，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去边疆去偏远的地方，到劳动人民中去，到水深火热的一线基层去扎根，劳动锻炼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全新、完美的革命者。虽然今天看来是一部‘过时的作品’，但小说更多地记录了那个时期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风貌，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真情实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

　　1963年底从北京去新疆，决定这件事，王蒙说只用了五分钟。当时有三个地方接收他，甘肃、江西和新疆。王蒙给爱人打电话，就商量了五分钟。为什么？家里没电话，村里的电话三分钟收四分钱，当时花几分钱都得算计，所以没多说就决定去新疆了。“我很感慨，当初茅盾先生给茅盾文学奖捐25万元，这25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500万元。”

　　周大新：故乡的湖光山色

　　在北京定居了几十年，周大新说话时还是一口标准的河南话。用家乡话讲家乡事，听起来倒别有韵味。

　　作为从河南走出去的作家，周大新一直很感谢家乡父老乡亲对他的关注和关照，他是故乡的儿子，对故乡的回望是他一直在做的事。周大新曾说，于2008年获第七届茅奖的《湖光山色》是酝酿在他心中十几年的故事，“每次返乡看到乡村的变化，我都在思考，中国的农村该向哪里走？欧洲的田园化已经消失，中国还能步其后尘吗？在今天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就任由房地产商无尽开发吗？”周大新希望将自己对当代农村的思考融进小说中去。

　　《湖光山色》以丹江口水库为地点，描述了一个曾在北京打过工的乡村女性暖暖与命运抗争、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屈经历。“《湖光山色》是我2000年初到丹江口水库周围走了一圈以后写作的，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我当时沿着这个水库走了一圈，接触了很多农民。我在生活中发现人的命运，既有大自然的成分，同时一个人也会影响另一个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互相发生影响，有时候乡下老百姓说遇到贵人，遇到一个贵人，这个人的命运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一个领导欣赏一个人，这个人的命运就会发生变化。同样的，如果一个领导讨厌这个人，这个人的命运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你仔细读《湖光山色》会发现，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影响另外一些人的命运。”

　　《湖光山色》中，暖暖寄托了周大新的美好期望。“一个乡村姑娘要在人生中走出条路来非常难，但在这个过程中暖暖非常有爱心，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我从小生活在乡村，接触的女性都非常善良，在我的意识里，在两性中间女性承担了更多建设性的事情，男性好打架、吵嘴，甚至动手，战争也基本是男性发起的。在两性中间给我印象最好的是女性，我倾向于赞美女性，我一旦写到女性，就想把对她们全部的喜欢呈现出来。”

　　在《湖光山色》这部充满悲情和暖意的小说中，周大新以他对中国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既书写了乡村表层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同时也发现了乡村中国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近年来，周大新依然经常回乡，他发现乡村的状况并不乐观：“年轻人都进城了，将来村里老人走了，连抬棺材的人都没有，孩子结婚，想请村里人吃饭都没有人。现在国家很重视农村发展，期望能把城市化和乡村的现代化关系处理好。”

　　毕飞宇：以平静之心对待《推拿》

　　很多人好奇，有可能获得茅奖的作家，是不是都瞄着茅奖去写作。写作《推拿》，毕飞宇说，自己内心非常平静。

　　《推拿》之前，毕飞宇刚刚写完《平原》，而且觉得《平原》写得非常好，没过多长时间新一届茅奖开评，所有的朋友都跟毕飞宇讲，老毕你这个小说一定能得茅奖。毕飞宇也觉得，差不多。“结果评出来以后，没得，而且‘死’得很快。那时候很年轻，自己对茅奖也看得比较重，得到这个消息，我一个人在沙发上坐了十几分钟，坐在那想我怎么就没得奖。”

　　当年开始写《平原》时，毕飞宇对自己说，兄弟，你就是一个乡下孩子，你从乡村出来，写了《玉米》《平原》，这两个作品你都写完了，这一段的生活表达得特别好，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什么奖不奖的，你觉得自己有可能得，最后也没得，没得以后你痛苦十分钟也就过去了，不就失落了一下吗？好好写。

　　所以到了写《推拿》时，毕飞宇坦言自己的内心建设做得特别好，“心里面特别干净，很安宁，至于茅盾文学奖有没有可能在关注宏大题材、历史题材、史诗模式，换句话说，所有的有关茅奖的那套评奖的可能性我都没考虑”。毕飞宇说，如果写《推拿》的时候就冲着茅奖，也许“推拿”这个题材就不敢碰了：“它不主旋律，它很边缘，它没有历史感，没有宏大的主题，无非就是写了那个被所有人忽略、几乎不存在的生活，用我的话说，在黑暗的建筑底下有一个巨大的黑暗，我和命运拔河，我把这个黑暗尽可能拉到阳光底下来，然后我得到了茅盾文学奖。回过头来如果问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心灵鸡汤般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做事情的时候，内心干净是多么重要。”

　　2011年，《推拿》获第八届茅奖，让毕飞宇对茅奖有了新认识：“茅奖向那些看上去不可能得奖的小说敞开了宽广的胸怀，这个宽广的胸怀现在变得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包容。”毕飞宇说：“《推拿》体量那么小，就写了几个月时间，有人说我是用短篇的方式写了一个长篇。这句话是讽刺我的，没几年之后这句话成了我非常骄傲的一句话，我说我用一个短篇的方式把长篇那么复杂的人际、那么多的内容写干净了，而且一点都不乱，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特别好，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