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短文》余秋雨 著

《雨夜短文》余秋雨 著 天地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定价：58.00元

我此生一直都在著述，不分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只不过，如果在深夜执笔时听到了雨声，则会惊喜地站起身来，到窗口伫立一会儿。深夜的雨，有一种古老而又辽阔的诗意，让我的思路突然变得鸿蒙而又滋润，于是，一个题目出现了。但这个题目又不能写长，因为一长就失去了诗意，而且那么美的雨声又不允许写作人闭目塞听。因此，雨夜的文章，大多不会琐细，不会枯燥，不会冗长。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从本书的文章之短，感受到夜，感受到雨，感受到万籁俱寂中淅淅沥沥的醒悟和微笑。

——余秋雨

拼命挥手

这个故事，是很多年前从一本外国杂志中看到的。我在各地讲授文学艺术的时候，总会频频提及。

一个偏远的农村突然通了火车，村民们好奇地看着一趟趟列车飞驰而过。有一个小孩特别热情，每天火车来的时候都站在高处向车上的乘客挥手致意，可惜没有一个乘客注意到他。

他挥了几天手终于满腹狐疑：是我们的村庄太丑陋？还是我长得太难看？或是我的手势错了？站的地位不对？天真的孩子郁郁寡欢，居然因此而生病。生了病还强打精神继续挥手，这使他的父母十分担心。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决定到遥远的城镇去问药求医。一连问了好几家医院，所有的医生都纷纷摇头。这位农民夜宿在一个小旅馆里，一声声长吁短叹吵醒同室的一位旅客。农民把孩子的病由告诉了他，这位旅客呵呵一笑又重新睡去。

第二天农民醒来时那位旅客已经不在，他在无可奈何中凄然回村。刚到村口就见到兴奋万状的妻子，妻子告诉他，孩子的病已经好了。今天早上第一班火车通过时，有一个男人把半个身子伸出窗外，拼命地向我们的孩子招手。孩子跟着火车追了一程，回来时已经霍然而愈。

这位陌生旅客的身影几年来在我心中一直晃动。我想，作家就应该做他这样的人。

能够被别人的苦难猛然惊醒，惊醒后也不做廉价的劝慰，居然能呵呵一笑安然睡去。睡着了又没有忘记责任，第二天赶了头班车就去行动。他没有到孩子跟前去讲太多的道理，只是代表着所有的乘客拼命挥手，把温暖的人性交还给了一个家庭。

孩子的挥手本是游戏，旅客的挥手是参与游戏。我说，用游戏治愈心理疾病，这便是我们文学艺术的职业使命。

我居然由此说到了文学艺术的职业使命，那是大事，因此还要郑重地补充一句——

这样轻松的游戏，能治愈心理疾病吗？能。因为多数心理疾病，其实只是来自于对陌生人群的误会，就像那个小孩对火车旅客的误会。

面对孩子

那天，我在以色列。

教堂门口出现了一队队小学生，穿着雪白的制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唱着悦耳的圣诗。老师倒着身子步步后退，以笑脸对着孩子，用背脊为孩子们开路。周围的人群，为他们让出了一条道。

这个画面，也就是“面对孩子、以退为进”的动态造型，让我突发联想，浑身震撼。上一代身上已经储满仇恨，如果只让孩子们跟在自己身后，追随自己，那就是仇恨的世代延续。如果上一代能转个身，放弃自己原来的方向，让孩子的目光成为方向，那将如何？

我想，只要面对孩子，翻转自己，一切都好办了。

历史的结论，往往由孩子们决定。

安徒生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很忧郁，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mOehlenschlager）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结果，连他的赞助人也终于对他完全失望。

其实，他早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够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原因是，他建立了一个从人生起点开始的坐标。

结果，是全世界的孩子，为他投了票。

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奥，自鸣得意的无聊，可以诓骗天下，却无法面对孩子。孩子明澈的眼睛，是天下美学的第一坐标。

他拒绝了

事情发生在一六四二年，伦勃朗三十六岁。这件事给画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阴影，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很多对美术未必挚爱的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明暗不同，大小有异。他们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沸沸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线，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最让后人惊讶的，是那些艺术评论家和作家。照理他们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这幅作品的艺术光辉，他们也有资格对愚昧无知的保安射手和广大市民说几句开导话，稍稍给伦勃朗解点围，但他们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这幅作品前频频摇头，显得那么深刻。市民们看到他们摇头，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则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玩起了幽默。“你们说他画得太暗？他本来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传开“黑暗王子”这个绰号，伦勃朗再也无法挣脱。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那就是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俗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很多人给伦勃朗提出了这个要求，有些亲戚朋友甚至对他苦苦哀求，但伦勃朗拒绝了。因为，他有人格尊严。

但是，人格尊严的代价非常昂贵。伦勃朗为此而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一百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当然也都已去世。他们，怒气冲冲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我每次在画册上看到《夜巡》，总会凝视片刻，想起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美术史家常常当作笑话来讲，其实是把它看轻了。因为，它关及一个世界顶级画家，一幅世界顶级名作，关及一座审美等级很高的城市，关及整整一生的灾祸，关及延续百年的冤屈。里边，显然包含这一系列人类学意义上的重大悲剧。

我们应该收起讪笑，严肃面对。

有人说，世间大美，光耀万丈，很难被歪曲。言下之意，只有中下层次的美，才会受到中下层次的委屈。《夜巡》事件证明，错了。

有人说，直觉之美逼人耳目，很难被歪曲。言下之意，只有无法直感的种种诽谤，才会勉强成立。《夜巡》事件证明，也错了。

有人说，每个参观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因此很难被歪曲；有人说，即使民众缺少审美等级，只要有那么多专业评论家和各路学者存在，那就很难被歪曲……。

事实证明，全错了。

也有人说，再怎么着，伦勃朗还在，他的绘画水准还在，他的创作冲动还在，他的一幅幅精美新作，也足以把《夜巡》的冤案翻过去了吧？事实证明，还是错了。

至少，在伦勃朗受到冤屈的漫长时日里，阿姆斯特丹的画坛还很热闹，那么多流行画家的作品在一次次展出，难道没有人在默默的对比中回想起伦勃朗，说几句稍稍公平的话？

遗憾的是，没有出现这种情景，直到伦勃朗去世。

在美的领域，千万不要对人群、社会、专家、同行过于乐观。其实，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埋没优秀、扼杀伟大、泼污圣洁、摧毁坐标的事，年年月月都在发生。反过来，人们虔诚膜拜、百般奉承、狂热追随的，是另外一些目标。这种颠倒，可以一直保持很久，甚至永远。伦勃朗在百年之后才在外国画家的随意表述中渐渐恢复真容，那还算快的。

我在论述谎言的时候曾经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本身就是最大的谎言。在这里补充一句：我不仅仅是在说中国，也包括欧美，包括全世界。

哪儿都不会出现“雪亮”，因此，整个精神文明的旅程，都是“夜巡”。

长椅

我想复述三十多年前一篇小说的情节。

这篇小说当时是在一本“地下杂志”上刊登的，没有公开发表，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影响似乎不小，题目好像是《在公园的长椅上》。

写的是一个国民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大半辈子争斗。两人都是情报人员，一九四九年之前，那个国民党人追缉那个共产党人，一次次差点儿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一九四九年之后，事情倒过来了，变成那个共产党人追缉那个国民党人，仍然是一次次差点儿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但毕竟棋高一着，国民党人进入了共产党人的监狱。

谁知“文革”一来，全盘皆乱，那个共产党人被造反派打倒，与老对手关进了同一间牢房。

大半辈子的对手，相互尽知底细，连彼此家境也如数家珍。他们能随口说出对方远房亲戚的姓名，互相熟知姻亲间难以启齿的隐私。天下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与自己心心相印的人呢？年年月月的监狱生活，使他们成了比兄弟还亲的好友。

“文革”结束，两人均获释放。政治结论和司法判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人已经谁也离不开谁，天天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闲坐。

更重要的是，这一对互相追缉了大半辈子的男人，都已经非常衰老。终于有一天，一位老人只能由孙儿扶着来公园了。另一位本来也已经感到了独行不便，看到对方带来了孙儿，第二天也就由孙女扶着来了。

双方的孙儿、孙女正当华年，趁着祖父谈话，便在附近一个亭子中闲聊开了。他们说得很投机，坐得越来越近。两位祖父抬头看去，不禁都在心中暗笑：“我们用漫长的半辈子才坐到了一起，他们用短短的半小时就走完了全部路程。”

——这篇小说的毛病，是过于刻意和纤巧。难得的是，用一个简单的象征意象，提供了一种以人生为归结的思维，把狞厉的历史安顿了。

不错，历史不能永远那么流荡，那么张扬，那么逆反，而必须获得安顿，安顿在人性的美学意象中。

公园长椅上的两位白发老人，和近旁亭子里的青年男女，这就是足以安顿人生和历史的美学意象，包括周围的繁花落叶、风声云影。人们总是期待着种种档案结论、史学评定、纪念文字、庆祝仪式，其实，这一切都比不上公园里的这两对造型。

你可能没有椅上老人那么年长，也没有亭中男女那么年轻，但是不要紧，无论什么年岁，什么身份，你坐着、站着、走着的姿态和表情，就超越了全部与你有关的档案资讯。

美，是天下一切的终点，也是起点。

上世纪的最后一篇日记

（1999年12月31日）

今天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我在尼泊尔。

我是昨天晚上到达的。天已经很冷，这家旅馆有木炭烧的火炉。我在火炉边又点上了一支蜡烛，一下子回到了没有年代的古老冬天。实在太累，我一口吹熄了蜡烛入睡，也就一口吹熄了一个世纪。

整整十年前，我还是全中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却在上上下下的一片惊讶中，辞职远行。我辞职的理由，当时谁也听不懂，说是“要去寻找千年前的脚步”，因此辞了二十几次都没有成功。但终于，甘肃高原出现了一个穿着灰色薄棉衣的孤独步行者。

当时交通极其落后，这个孤独步行者浑身泥沙，极度疲惫，方圆百十里见不到第二个人影。

几年后，有几本书受到海内外华文读者的热烈关注。这几本书告诉大家，“千年前的脚步”找到了。但是这脚步不属于哪几个人，而是属于一种文化，因此可以叫“文化苦旅”。

但是，我和我的读者，真的已经理解了这些脚步、这些苦旅吗？疑惑越来越深。我知道，必须进行一场超越时空的大规模对比，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苦旅。

然而谁都知道，那些足以与中华文化构成对比的伟大路途，现在大半都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云之下。在我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文学者，敢于全部穿越。

我敢吗？如果敢，能活着回来吗？

妻子知道拉不住我，却又非常担心，尽量陪在我身边。要进入两伊战争战场的时候，她未被准许，于是在约旦沙漠，有了一次生死诀别。我们两人都故作镇静，但心里想的是同一句话：但愿这辈子还能见面。

今天一早醒来，我感到屋子里有一种奇特的光亮。光亮来自一个小小的木窗，我在床上就能看到窗口，一眼就惊呆了。一道从未见过的宏伟山脉，正在窗外。清晨的阳光照着高耸入云的山壁，无比寒冷又无比灿烂。

我赶紧穿衣来到屋外，一点不错，喜马拉雅！

我知道，喜马拉雅背后，就是我的父母之邦。今天，我终于活着回来了。现在只想对喜马拉雅山说一句话：对于你背后的中华文化，我在远离她的地方才读懂了她。

“在远离她的地方才读懂了她”，这句话，包含着深深的自责。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儿子有一天看着母亲疲惫的背影，突然产生了巨大的愧疚。

是的，我们一直偎依着她，吮吸着她，却又埋怨着她，轻视着她。她好不容易避过很多岔道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却常常指责她，为什么不走别的路。她好不容易在几千年的兵荒马乱中保住了一份家业，我们却在嘟囔，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一会儿嫌她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她脸色不好，一会儿嫌她缺少风度……

她在我们这些后辈眼中，好像处处不是。但这次，离开她走了几万公里，看遍了那些与她同龄的显赫文明所留下的一个个破败的墓地，以及墓地边的一片片荒丘，一片片战壕，我终于吃惊，终于明白，终于懊恼。

我们生得太晚，没有在她最劳累的时候，为她捶捶背、揉揉腰。但毕竟还来得及，新世纪刚刚来临，今天，我总算及时赶到。

前些日子，在恒河岸边我遇到一位特地来“半路拦截采访”的国际传媒专家。他建议我，回国稍事休息后就应该立即投入另一项环球行程，那就是巡回演讲。演讲的内容，是长寿的中华文化对于古代世界和今天世界的深深叹息，可以叫“千年一叹”。

但是，我内心的想法与这位国际传媒专家稍有不同。巡回演讲是可以进行的，但千万不要变成对中国文化的炫耀。我们过去对中华文化的种种抱怨，并不仅仅是出于“不孝”。中华文化确实也存在一大堆根子上的毛病，在近代国际大变革的时代，又没有赶上。因此，自大、保守、专制、吹嘘、恶斗、诬陷、欺诈、优汰劣胜，成了积年沉疴，难以拔除。若想治疗，必须在国际性的对比中作出一系列“医学判断”。否则，寿而不仁，世之祸也。

因此，我决定再度花费漫长的时间，系统地考察欧洲文化。

哪一个国家、哪一座城市都不能放过，轻轻地走，细细地看。仍然是对比，但主要是为了对比出中华文化的弊端。这种对比，在目前国内开始死灰复燃的民族主义狂热中，必然会承担一定风险。但是，我既然已经开步行走，眼前也就没有任何障碍能够成为我前进的疆界。这就是我自己创造的四字铭言，叫“行者无疆”。

我想，只有把吐露出中华文化光明面的“千年一叹”，和映照出中华文化阴暗面的“行者无疆”加在一起，才是“文化苦旅”的完整版、加深版。

这两件事，都非常紧迫。我要快快回国，又快快离开。永远在陌生的天地中赶路，是我的宿命。

那么，喜马拉雅，谢谢你，请为我让出一条道。

两位学者的重大选择

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在濒临灭亡中经历了一次生死选择。在这过程中，两位学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中国文化在当时的最高代表。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精熟程度和研究深度，甚至超过了唐、宋、元、明、清的绝大多数高层学者。因此，他们有一千个理由选择保守，坚持复古，呼唤国粹，崇拜遗产，抗拒变革，反对创新，抵制西学。他们这样做，即使做得再极端，也具有天经地义的资格。

但是，奇怪的是，他们没有作这样的选择。甚至，作了相反的选择。正因为这样，在痛苦的历史转型期，传统文化没有成为一种强大的阻力。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仅仅因为两个人，一场文化恶战并没有发生。局部有一些冲突，也形不成气候，因为“主帅中的主帅”，没有站到敌对营垒。

这两人是谁？

一是章太炎，二是王国维，都是我们浙江人。

仅凭这一点，浙江的文化贡献非同小可。后来浙江也出了一批名气很大的文化人，但是即使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章太炎或王国维的一个转身。他们两人深褐色的衣带，没有成为捆绑遗产的锦索，把中国传统文化送上豪华的绝路。他们的衣带飘扬起来，飘到了新世纪的天宇。

我曾经说过，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组杰出的“文化三剑客”之后，清代曾出现过规模不小的“学术智能大荟萃”。一大串不亚于人类文明史上任何学术团体的渊博学者的名字相继出现，例如戴震、江永、惠栋、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阮元、朱彝尊、黄丕烈等等。他们每个人的学问，几乎都带有历史归结性。这种大荟萃，在乾隆、嘉庆年间更是发达，因此有了“乾嘉学派”的说法。但是，由于清代极其严苛的政治禁忌，这么多智慧的头脑只能通过各种艰难的途径来搜集、汇勘、校正古代经典，并从音韵学、文字学上进行最为精准的重新读解。乾嘉学派分吴派和皖派，皖派传承人俞樾的最优秀弟子就是章太炎。随着学术群星的相继陨落，章太炎成了清代这次“学术智能大荟萃”的正宗传人，又自然成了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代表和最后代表。

但是，最惊人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古典得不能再古典、传统得不能再传统、国学得不能再国学的世纪大师，居然是一个最勇敢、最彻底的革命者！他连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案也不同意，反对改良，反对折中，反对妥协，并为此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迅语）。

“并世亦无第二人”，既表明是第一，又表明是唯一。请注意，这个在革命之志上的“并世亦无第二人”，恰恰又是在学术深度上的“并世亦无第二人”。两个第一，两个唯一，就这样神奇地合在一起了。

凭着章太炎，我们可以回答现在社会上那些喧嚣不已的复古势力了。他们说，辛亥革命中断了中国文脉，因此对不起中国传统文化。章太炎的结论正好相反：辛亥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选择。在他看来，除了脱胎换骨的根本性变革，中国文化已经没有出路。

再说说王国维。他比章太炎小九岁，而在文化成就上，却超过了章太炎。如果说，章太炎掌控着一座伟大的文化庄园，那么王国维却在庄园周边开拓着一片片全新的领土，而且每一项开拓都前无古人。例如，他写出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戏剧史，对甲骨文、西北史地、古音、训诂、《红楼梦》的研究都达到了划时代的高度。而且，他在研究中运用的重要思想资源，居然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康德。由于他，中国文化界领略了“直觉思维”，了解了“生命意志”。他始终处于一种国际等级的创造状态，发挥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后来的自杀，正反映出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现状与真正的大文化还很难融合。

两位文化大师，一位选择了革命，一位选择了开拓，一时让古老的中国文化出现了勇猛而又凄厉的生命烈度。这种生命烈度，可以使他们耗尽自己，却从根子上点燃了文化基因。为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两位归结型加开创型的大学者，表示最高的尊敬。

我回想世界历史上每一个古典文明走向陨灭的关键时刻，总有几位“集大成”的银髯长者在作最后的挣扎，而且，每次都是以他们生命的消逝代表一种文明的死亡。章太炎、王国维都没有银髯，但他们也是这样的集大成者，他们也有过挣扎，却在挣扎中创造了奇迹，那就是没有让中华文明陨灭。我由此认定，他们的名字应该在文明史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他们两位是参天高峰，却也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身边的一些丘壑。回忆平生遇到过的所有文化巨匠，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而那些成天高喊“国学”“国粹”的复古主义者，却几乎没有一个写得出几句文言，读得下半篇楚辞。

真正热爱某个行当的人，必定因除旧布新而伤痕累累。天天在保守的村寨口敲锣打鼓的人，却一定别有所图，需要多加提防。